1946年初，刚刚结束完一场军事会议的周恩来回到办公室，助理就突然走了进来。
“周书记，这里有一封给您的信件”助理一边说着，一边将手里的信封放在了桌子上。
周恩来简单扫了一眼，信封上既没有姓名、也没有发信地址，倒是让他有些疑惑。
“给我的信？”
简单嘀咕一声之后，周恩来便拆开信封，开头的第一句就让他心头一紧。
“翔宇吾兄，自哈尔滨一别，弟同宇甚是思念。”“翔宇”，是周恩来的字。
而“同宇”，则是周恩来的亲弟弟、周恩寿的字。
原来，这是一封周恩寿给周恩来的信，信中全都是自己对重新加入革命队伍的渴望，并且希望哥哥能够给予自己帮助。
展开剩余90%等到周恩来读完之后，眼眶瞬间红润了起来。
自从周恩寿在1928年脱离党组织之后，从此音信全无。
当时谣言四起，很多别有用心之人纷纷将矛头指向了他，声称周恩寿脱党之后做了叛徒。
有人说他投靠了老蒋、也有人说他投靠了汪精卫，更有甚者竟污蔑周恩寿为了利益、跑到了日本人那里去。
对于这样的流言蜚语，周恩来从来没有相信过。
可是这十多年时间里，自己的亲弟弟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，这也让周恩来心生疑惑：弟弟究竟有没有做叛徒？如果没有做叛徒，为什么这十几年来，从来没有联系过我？
而当周恩来手捧手捧着那张薄薄的书信时，他终于坚信，自己的弟弟从来就没有走上过歪门邪道。
想到这里，周恩来的眼眶瞬间红润了，他颇有些颤抖地说道：“没做叛徒就好、没做叛徒就好。”
那么，周恩寿为什么在1928年的时候要脱离党组织呢？在脱党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，他又做了些什么事情呢？周恩寿后来的结局又是如何呢？
要想弄清楚这几个问题，要先从周恩寿参加革命开始说起。
11904年，周恩寿出生于江苏省淮安，字同宇，比哥哥周恩来小6岁。
虽然说是亲兄弟，但两人却聚少离多。
当时正处在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，随着清王朝的灭亡、军阀派系们争相林立，各地经济都受到或多或少的波及。
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周家的生活开始一落千丈。再加上母亲因病去世，让原本就开始败落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。
为了生计，父亲只好四处奔波赚钱，同时将家中的三个儿子，周恩来、周恩浦、周恩寿寄养在了他们的叔叔家中。
可是，家中一下子多出三张嘴吃饭，这让收入微薄的叔叔也不堪重负，于是在不久之后，便把年纪最小的周恩寿送到朋友家中暂居。
所以说，周恩寿的童年，其实一直是居无定所的。
也正是这种长期的飘摇生活，磨炼他的心性，让周恩寿从小就体会到了人间疾苦、品味到了世俗百态。
1919年，从日本求学归来的周恩来参加五四爱国运动，并且成为天津学生街的领袖。与此同时，周恩寿也不远万里来到天津求学。
在哥哥的影响下，周恩寿开始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书籍、接受西方进步思想，并且也立下豪言壮志，要成为革命洪流中的一员。
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，周恩寿于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并且加入了由周恩来、邓颖超等人组织的觉悟社、在其中担任交通员一职。
从那时候开始，周恩寿就开始在京津一带四处游走，联络社团成员，成为举足轻重的重要任务。
转眼来到1925年，在北平宏达学院学习、同时兼顾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的周恩寿接到了哥哥的信，希望他能够陪着邓颖超的母亲、也就是杨振德到广州。
原来自从周恩来从欧洲回国之后，便在广州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，而邓颖超也被调到中共广东区担任妇女部长一职。
夫妻二人均在广州，让他们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身在北平的老母亲，于是周恩来便写信给弟弟，请他陪伴岳母到广州来。
收到书信之后，周恩寿放下了学业和手头上的工作，当即接杨振德老太太赶往车站，乘上了去往南方的火车。
2到达广州、并且安顿好杨振德老太太之后，周恩来抚着周恩寿的背问道：“同宇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对于突如其来的一问，周恩寿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
思索了一会之后，他才开口道：“我还是再回北平去吧。”
可谁知，周恩来却摇了摇头。
北平的工作虽然重要，但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即将要开始的北伐战争。
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，虽然腐朽的清政府被推翻了，但北方政权依旧被大军阀张作霖、吴佩孚、孙传芳等人把控。
必须要把这些封建残余势力彻底清除掉，中国才能从封建社会中走出去。
所以，周恩来说道：“留下来吧，到黄埔军校学习，这里更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。”
在哥哥的建议下，周恩寿留在了广州，并且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学员，并在不久之后以共青团员的身份转入共产党。
之前参加革命工作，周恩寿只能在笔杆子上做文章、宣传马列思想。可是进入黄埔军校之后，一切都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了。
在这所新式军校中，他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武器，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，他就能在射击考核中枪枪命中靶心。
1926年，北伐战争正式打响，考虑到周恩寿此前一直从事政治宣传工作，所以便任命他为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队队长，专门负责士兵们的思想工作。
初到工作岗位，他就和身边的战士们打成一片，丝毫没有丁点的官架子。甚至还和大家一起住在大通铺里过夜，丝毫不在乎脏乱的环境。
可是到了1927年，妄图建立独裁统治的蒋介石赫然发动了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大肆迫害屠杀共产党人，国内革命形势岌岌可危。
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之下，周恩寿身为共产党员没有退缩，他毅然加入“讨蒋筹委会”，并且在《讨蒋宣言》上签字，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声讨蒋介石的不义之举。
而后，南京国民政府紧急发布通缉令，悬赏重金捉拿周恩寿等带头讨蒋人士。
就是在生命安全遭到严重威胁的时候，周恩寿只能无奈地脱离党组织，隐姓埋名来到了东北。
3因为被迫脱党、并且将自己的名字改为“周同宇”，周恩寿来到东北之后已经不再从事革命工作，而是转行投身到证券业、做起了职业经理人。
1928年5月，周恩来和邓颖超接到任务，到莫斯科参加会议。而前往莫斯科需要经大连、哈尔滨乘坐邮轮，所以兄弟二人在此地见了最后一面。
分别时，周恩寿痛哭流涕，希望哥哥不要责怪自己的脱党行为。
对于这件事，周恩来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当时很多共产党人士被反动派屠杀迫害，弟弟为了保全自己也无可厚非。
自那之后，兄弟二人便失去了联系。
后来的十多年时间里，周恩来经常能听到一些流言蜚语，全部将矛头指向了周恩寿，称他脱党之后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。
更有甚者甚至造谣污蔑，称日军全面侵华之后，周恩寿为了高官厚禄投靠了日本人，不惜担上卖国贼的骂名。
对于这种谣言，周恩来是不相信的，因为他清楚弟弟的为人，绝对不可能做出出卖民族大义的事情。
可是多年以来的杳无音讯，也让他倍感担忧。
4时隔18年之后，周恩来再次收到弟弟的来信，让他心中一直悬着的石头落地了。
起码他知道，弟弟还活着、而且没有做叛徒。
在回信中，周恩来迫切要求见面长谈，于是两人约定、于1946年3月份在北平见面。
当兄弟二人见面之后，自然少不了一番嘘寒问暖，随后周恩寿便再次提出要重新参加革命的要求。
对于这个要求，周恩来没有马上同意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了更好的安排。
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，而蒋介石又急不可耐地企图发动内战，到那个时候，药品必然十分紧缺。而现在，正好可以用周恩寿的身份为军队购买药品。
于是，周恩来吩咐李克农筹备资金，转交给周恩寿，由他经手大量购置药品。
重新回到革命岗位上的周恩寿干劲十足，走街串巷、逛遍了大大小小的药材铺，为我军囤下了大量创伤药品。
然而，他的异常举动也引起了天津国民党警察局的注意，一个证券经理人买那么多药材干什么？于是出动大量军警将他抓了起来。
在审讯室中，任凭警察局如何威逼恐吓，周恩寿都无动于衷，除了承认自己是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弟弟之外，便没有再透露其他信息。
最终，警察局因为缺乏证据，只能将周恩寿释放。
可以这样说，周恩寿为解放战争拼尽了全力。在全国都急缺药品的情况下，是他一箱一箱地将药品送到了前线阵地医院，保障了伤员有药可医。
正是凭借着这份功绩，新中国成立后、周恩寿被分配到北京钢铁工业局担任科长，并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历任华北钢铁工业局工务处副管理师、重工业部钢铁总局购运总站副站长等职务。
1963年，周恩寿被查出患有胃溃疡，这对于年近60岁的他来说无疑是个巨大打击。
当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之后，便亲自劝阻他，身体不好就提前退休养病。最终周恩寿听取了哥哥的建议，主动要求退休。
虽然在文革期间，他因“脱党事件”被四人帮抓住把柄、蒙冤入狱，但好在周总理出面力保、并且经过组织部复查之后，确认周恩寿没有做出叛党叛国的事情，便为他恢复了名誉。
1985年5月13日，周恩寿在北京病逝，享年81岁。
回顾他的一生，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的地方。也正是因为有无数像周恩寿那样，为党和国家无私奉献的人士共同努力，新中国才能永远屹立不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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